《回眸南开》、《南开大学教育思想讨论文集》等12本制作精美，集学术性、史料性、收藏性于一身的南开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丛书”，给南开大学80周年校庆增彩不少。同时，出版该丛书的南开大学出版社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从记者收集的资料中显示，南开大学出版社是从1995年开始加速发展的。1995年销售码洋突破2000万，比1994年翻了一番，1996年销售码洋2665万元，1997、1998两年销售码洋均为3000多万元，1999年更是将达到4000万元。面对持续上升的销售码洋，人们不禁想问：南开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创造了内地书业低迷状态中这一辉煌成绩的呢？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张世甲先生。
记者： 张社长，您好。请您先大体介绍一下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整体情况好吗？
张世甲： 南开大学出版社是经文化部批准于1983年5月重建的，早在1929年南开大学就成立了出版社，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科学家吴大猷、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在本社担任过编辑。到现在我社现有职工56人，其中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46人，占总数的82％，高级职称的21人，占总数的37．5％。社内设4个专业编辑室、出版科、发行部等14个科室单位。我社是以出版文科教材为主的综合大学出版社。
记者： 大家都知道，南开大学是综合大学，学科较多，门类齐全。这一点是大学出版社的强大后盾。然而这样一来容易导致出版社出书结构分散，主攻方向不明确，缺少特色。因而可以说，办社思路的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环节。您能谈谈贵社是如何确定出书思路的吗？
张世甲： 你说的很对，以前我社出书结构的确比较分散。1995年我们全社职工曾展开大讨论：“综合大学出版社如何办出特色？我校和我社的优势在哪里？”随后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向兄弟社学习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把学校的学科优势与图书市场的潜力结合，创造3—5个双效益图书选题群”的办社思路。经过对学校学科的排队，经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包括市场预测，最后我们选择了计算机、外语、经济类等图书作为双效益选题群向社会推出。这些书也要突出特色和优势。比如计算机图书，我们不具备与清华大学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竞争的实力，不能与之抗衡，我们只是抓住了市场开发潜力较大的计算机培训这一点，最早推出计算机考试指导书，占领天津和全国的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用的教材及辅导书，形成了计算机培训图书的规模效应。在经济类图书中也不是泛泛地抓，而是抓住开发较早、基础较好的旅游、管理等学科，多层次、多角度挖掘选题资源。这种把学科优势和市场紧密结合的办社思路，明确了选题开发的主攻方向，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彻底扭转了以往选题“四面出击”和“跟人学”的被动局面，使我社出版的定向清楚，定位明确，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记者：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呢？
张世甲： 就拿实施的头两年来说吧，由于社里在选题规划上、在发稿的数量上、在出书的时间安排上、在财力物力的使用支持上、在市场开发的力度上等都向这三个学科倾斜，从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了办社思路畅通无阻。1995年共出书174种，其中这3个学科的书117种，占总数的67．2％，占总利润的75％。1996年共出书151种，这3个学科的书为96种，占总数的64％，占总利润的76％，使之真正成为出版社的支柱产品。同时，由于办社思路清晰了，盲目出书的现象大为减少，而质量却提高了，开始从数量增长向优质高效转移。
记者： 学术专著是大学出版社的立命之本，也是真正能体现出版社价值、为文化积累做贡献的所在。请您谈谈南开社学术著作出版的情况好吗？
张世甲： 学术著作出版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南开大学1996年做出规定：以后出版社上缴学校的利润全部作为出版基金，资助本校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南开社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上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版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使这些学术力作得以流传下来。比如邢公畹教授的《三江侗语》、张清常教授的《战国策笺注》、来新夏教授的《林则徐年谱新编》等学术著作。这些专著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他们毕生研究的结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另一部分是发现和培植新人，使他们能尽快脱颖而出。出版社不仅要出书，还要出人。我社出版了朱凤翰的《古代中国青铜器》，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等。从1991年开始策划出版的收录南开学子博士论文的《南开博士丛书》就推出了不少新人的优秀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获得了省市级以上的优秀图书奖。
现在，我们改变以往仅仅把眼光盯住校内学术资源的做法，拓宽视野，开始以高品位、高质量的出版理念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吸引校外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力争成为文化积累的主阵地。
记者： 出版机制的顺利实行，必须有一系列经营管理制度作为保障。您能分别从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谈谈南开社的经验吗？
张世甲： 我社在管理上有个“八字方针”：管住成本，搞活经营。这是多年管理工作的心得体会。以前，长期困扰我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外面很多出版社出三、五千册书就能赚钱，而我们却要赔钱。直到1994年底我社还因经营欠佳，欠近200万元的外帐，出版社处于负债经营的状态。这些问题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寻求解决办法。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管理人员（包括出版和财务）不熟悉成本业务，缺乏市场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下决心按照市场规律和我社的实际情况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大幅度调整了原出版部和财务室人员，不称职就下岗；制定出科学又便于操作的“成本管理办法”；整顿有业务联系的印刷厂，愿意和我社保持联系的必须按规定办事，签订协议，否则不再给活儿；全方位实施降低成本战略，要求全社人员都要树立成本意识；编辑要学会核算成本，管理人员要精通成本核算，处处精打细算，提出“向管理要效益”的口号。大强度的改革自然遇到大的阻力，但是社领导核心顶住压力不动摇，给出版社全体人员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教育。大家也认识到“降一分成本就多一分利润”不是一句空话。1996年，印刷成本比1995年下降了三成多，纸费节约了10％，各项管理费用也都有明显的下降，还清了全部外债。到现在，每个编辑手里都有一笔成本帐，在保证图书质量的前提下不乱花一分钱。
发行方面主要是要建立多渠道的发行系统。在发展主渠道市场的同时也开发二渠道、代办站、大学教材科、自考办的市场，以扩大发行量。对发行人员实行推销员制度，也实行经营目标管理责任制，超利润提成。推销员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在外地推销和建设网点，两年完不成利润指标的要下岗待聘，工资发70％。对于已有联系的基础好的书店建立牢固的业务关系，采取主动发书的办法，规定新书出版后，天津和北京一周内，外埠一月内要上架，以最快的速度把新书推向市场，改变以往单纯通过征订和订货会推销的办法。
记者： 既然对发行人员实行推销员制了，那么对编辑呢？
张世甲： 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编辑只搞案头工作，不管经营，缺乏基本的市场感觉，出版的各个主要环节一级一级被牵着鼻子走。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编辑的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图书市场的局外人，而是图书市场的主要角色。社里想方设法，引导教育编辑必须从以熟悉的案头工作为主，转向面对市场以策划选题为主。这对编辑来讲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而且可以说是一场观念革命。对于这一迅速变化了的形势，并不是所有的编辑人员都能认识到，需要一个过程。为了缩短这一过程，我们加大了“图书是商品，必须推向市场”的教育。与此同时，我社总结其他出版社承包制的经验教训，并参考本社的实际，提出了项目负责人制这一出版管理制度。
记者： 您能解释一下这个“项目负责人制”吗？
张世甲： 简单说来，项目负责人制就是由编辑对策划的图书提出项目申请并进行充分论证，交由出版社审查，如获批准则要立项，该编辑即成为此项目的负责人，对项目的编辑、出版、营销等各环节都起主导作用。并按销售利润取得经济回报。这一举措符合现代出版以市场为导向，使出版体制从以前的以作者为中心转化为以策划人为中心，使编辑由被动地在家等稿子走向主动地策划组织，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社里把做得好的编辑树为典型，以起到示范作用。目前这一制度正在实践运行之中。
记者： 我发现，在您的谈话中多次提到1995年，而且好多措施的施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1994—1995年好像是南开社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是这样吗？
张世甲： 1994年末原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解决了制约出版社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认真落实会议精神，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长负责制。出版是一个产业。出版社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社长是出版社的法定代表人，对出版社的方向、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增值等，负有法律责任。在具体的工作中，我社实行社长领导、分工负责，重大问题都经社务会或社长办公会讨论，充分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求领导成员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起带头和示范作用，即要求职工群众做到的，首先在领导层必须做到，从而带动全社员工形成一个向心力和凝聚力极强的企业团队。
记者： 1999年很快就要过去去了，南开大学出版社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张世甲： 世纪末是个很好的反思和展望的时刻。跳出南开看全国，我们认为，虽然南开社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展较快，但若和其他先进社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除去码洋这些表面差距外，其背后的东西，比如选题、图书质量上的差距才是重点。换个角度说，我们的发展潜力也还是很大的。现在的任务是思索和寻找新的增长点。
从暑假前到现在，我们已开了不下10次会，主要是讨论选题的开发。目前看来，明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三个方面。第一，在保证南开社现有三大支柱图书品种的基础上，加大旅游图书的出版力度。南开大学最早开设旅游专业，我社早在1985年就出版过旅游方面的教材，比如《旅游学概论》（本科、专科）、《餐饮管理》、《旅游会计》等，因此在这一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目前在国内市场上南开社、高教社、上海人民社在旅游教材的出版上是“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陆续还有其他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旅游教材。我社将加大先期投入，从市场中找市场，并将其作为我社的一个品牌打出去。第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选题。我们认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当然可以由外面引进，但从内部提升的人或许对企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在南开社这个团队中，每一个员工除了获得必要的物质奖励外，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获得了一个可供施展才能的空间。我社正在实行的项目负责人制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团队中，不只是简单的个人服从集体，而是个人和集体互为条件，集体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个人创造性的努力又作用于集体，使集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第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自己的经济实践和理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多方面引进、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是必要的。在明年，我社计划加大外版经济类图书的引进。现在我社已成立对外版权贸易部，将逐步从现在的零散买卖过渡到成规模、成体系的版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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